花木兰传奇
随着Galaxy手机10周年的临近，三星公司对“创新”过程进行了回顾。_我的网站
一 | 一 在我踏上南美大陆之前，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说，这个大陆被两种思想深深影响，一个是天主教信仰，一个是马克思主义。1月12日：2009年4月，三星的第一款安卓手机GalaxyI7500正式发布。他觉得我一定会很享受这个旅程。三星的Galaxy系列已经经历了近十年。当然除了休闲和一些政治思考之外，我还有一个理由：好奇今年南美铜矿产量的干扰来源，这一点在因为目的地戒严和动乱，取消一整段行程之后，我觉得多少已经有点眉目。 所以我想聊聊政治，我运气很好（或者很不好），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混乱的时候，都机缘巧合出现在当地。三星于1月11日正式发表了一篇题为《移动创新之旅》的文章，回顾了Galaxy系列的10年历史。图源于10年前，1999年三星的文章。三星表示，从那时起，它已经看到了手机成为多功能设备的潜力。那一年，三星推出了一款电视手机和一款SPH-WP10手表手机，这可以说是银河手表智能手表的创始人。_SPH-WP10（视频截图）三星的第一部Galaxy S系列手机出现在2010年3月，许多用户都知道它是i9000。2012年前后尼泊尔选举和政府的危机，希腊债务危机，2013-2014哈萨克的汇率贬值，后面还有很多......我很崇拜那些革命者，我觉得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改变，也应该改变，我听着左派的口号：自由，平等，博爱；Workers of the world，unite！还有那句经典的XX有理。
二 | 我和他们共情。当时，Galaxy S配备了一个4英寸的超级AMOLED显示屏、500万像素摄像头和强大的GPU。三星表示，手机为未来Galaxy S2和Galaxy S3奠定了基础。 而与此同时，我同样接受到很多保守主义的观点，我很欣赏那些优秀制度的设计者，他们对人性，历史，政治和信仰的了解，让他们设计出一些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面维持社会稳定的秩序。三星还提到了边缘显示屏，这是第一次弯曲智能手机屏幕，带来沉浸式屏幕，而无限显示推动边界到手机边缘，并扩大屏幕大小。2011年，三星发布了第一代Galaxy Note，首次推出了大屏幕智能手机的新移动产品类别以及SPN。三星表示，这带来了与智能手机互动的新方式。我觉得稳定也是宝贵的，很多事情是应该具有连续性的。三星表示，除了智能手机的出现，三星还改变了人们的连接方式。我听着右派的口号：上帝，家庭，祖国；Law and Order，我也开始和他们共情。三星表示正在努力开发下一代5G连接，三星拥有的5G专利比其他任何公司都多，是首个获得FCC批准的5G网络设备公司。当然，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。
三 | 所以如大家之前看到的，我觉得讨论左右问题没有太多意义，第一这是一个屁股问题，一无所有的人更喜欢革命。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更期待新产品的到来。根据此前的一份声明，三星将于2月21日北京时间凌晨3点举行Galaxy S10手机发布会。此前的新闻显示，三星的S10系列手机将设计一个挖洞屏幕，屏幕下有一个超声波指纹和一个5G版本。
四 | 无可厚非他们无所失去，就像口号喊的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，而得到的是全世界。 拥有一切的人更喜欢秩序，因为他们有太多可以失去的。
五 | 第二这没有绝对的对错，保守和激进是人类永恒的问题，你永远无法说保守就一定是错的，或者激进一定是错的。这就像你去问联储，到底失业率更重要还是通胀更重要，这个问题在特定时候的回答会是不一样的。第三更可笑的是，因为经典的马蹄铁理论，极左和极右往往是类似的。 所以很多时候，我相信大家都看过，用极左攻击左，用极右攻击右。我姑且不说这两者之间还有点区别，更多时候最搞笑的是，因为极左和极右是类似的，所以我看过很多次，右派开除了极右翼的籍贯，然后说他们其实是披着皮的左派。
六 | 反之亦然。 如果说这些理论太枯燥，我想用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解释这个问题。
七 | 在很多时候，矿山和当地的社区或者说原住民，是有利益冲突的，经常一个在原住民那里听到的诉求是，他们觉得矿山的高管和公司老板，一年挣100万美元甚至1000万美元，但不愿意出10万美元给他们修一个新的学校/污水处理设施/空调/公共交通系统。
八 | 而几个小时后，在公司高管那里，你可以听到他们抱怨说，他们已经在过去几年修了X个学校/污水处理设施/空调/公共交通系统。在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还有一点调查主义精神，我觉得总有一个对错，但等到很多次之后，我发现这个时候是没有对错的。 在这个时候，谁是对的？你可以说按照合同办事情，但历史上有些时候是没有合同的，阿连德取消Anaconda铜矿公司的合同，左派没有拿合同契约精神说事情。皮诺切特杀掉民选的阿连德，右派也没有拿着法制精神说事情。
九 | 这就是我标题想说的第一点，化用辜朝明的理论，在这个世界还有点道理可以讲，还多多少少你好我好大家好。法制和契约精神，个体的尊严和民主依然被尊重的时候，我觉得是政治的“阳”状态，这个时候一切都是好的，你的做法是一种。
十 | 有些时候这个世界已经不讲道理了，法制和契约不存在了，个体的尊严已经被践踏了，这时候你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这是政治的“阴”状态。 我现在写下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，大家可能顶多是觉得乏味，但对于我来说，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感觉很无奈，用一部英剧的台词来说，我觉得我变成了道德真空。
十一 | 很多时候历史没有简单对错，斯大林的大清洗有不合理的地方也有必需的地方，魏玛共和国用通胀化债，有不合理的地方也有战后债务太高的外因。
十二 | 甚至我们看向政治光谱的极左和极右，经常与极左相伴而生的阶级叙事，经常和极右相伴而生的民族叙事，难道都是完全十恶不赦完全没有合理的地方？我觉得也不尽然。 二 我想大家如果读完上面这些，就会明白，为什么在我之前写下——地缘和政治的研究，应该是研究外交和内政的激进和保守。因为这是我的经历导致的，我觉得这是人类永恒的问题。那是我的Mission，我的目标。
十三 | 那么Vission或者说愿景是什么？如果说Mission是一个可以被量化，可以被裁决，可以被判定的目标，愿景是我纯主观的，是我想要实现的事情，它没法被裁决对错，这是我要这个世界变成的样子，我可以因为力所不能及而失败甚至死亡，但我的愿景依然存在。
十四 | 我觉得激进和保守没有对错，左和右都是有道理的，甚至我觉得极左和极右会带来悲剧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逻辑。
十五 | 但我希望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努力，可以让人类的极端程度继续缩小。人类的进步在过去1000年可能体现之一就是如此。 举个例子，蒙古人在一些地区基于民族征服为目的的屠城是灾难，近一百年的一些民族灭绝悲剧也是灾难，但人类的进步体现在这种种族灭绝没有那么极端。这虽然听起来很让人沮丧，但确实是我觉得这是人类这么多年进步的小小部分了。或者说曾经的阶级叙事黄巢起义，和近代的左派运动比起来要更加残酷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 为了能让人类不要走向极端，左右都能有一个度，有两种应对不同时期的策略 在社会共识增加，存在协商的土壤的时候，或者说，当政治处在“阳”面的时候，我觉得要鼓励更多的交流、协商、讨论，增加彼此的理解。这种时候，一个之前说过的那种“大帐篷”式的党派是有意义的。 在社会共识减少，协商的土壤减少的时候，或者说，当政治处在“阴”面的时候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逆势而为，加入社会的潮流，去保守或者去激进，革命和法律都是人类进步的一部分。等到一切结束，政治回到“阳”面的时候，再回到第一条。
十六 | 我们现在虽然在滑向阴的那一面，但目前还处在阳的时代，所以有几个事情是我会继续做的，我想向大家展示，一个社会，它的政治、宗教、文化、经济是一个结合体。
十七 | 例如智利，它40%的人口居住在首都大区，所以我理解了皮诺切特只需要控制了首都，就可以控制全国，这点对于很多国家都是如此。然后历史上欧洲的殖民者和外派官员，甚至二战后来到当地的德国纳粹军官，和当地原住民格格不入，时至今日，无论是在居住区域，生活环境，生活习惯上都形成了巨大的差距。 如果说民族/种族叙事经常和阶级叙事针锋相对，那么至少在智利，我看到的是这两个叙事可以作用在同一个火药桶上。这种剧烈的差距，很多时候靠的是宗教和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去维持平衡。例如在他们的纪念博物馆，不被经济剥削的权利就成为了共识。 这里我想直接引用我朋友的记录，他解释了他眼中的智利： 从机场开始的“错位感”：表层现代化与制度缝隙 刚抵达圣地亚哥国际机场时，我的第一反应是“这里几乎可以被误认为是一个发达国家”（和大鹏说的原话）。
十八 | 机场设施宽敞明亮，自动化程度高，信号好、指引清晰，连免税店的装修都非常国际化。出了机场，上高速的流程也流畅便捷，高速公路是收费制的，路面铺装、出入口设计、限速逻辑——整体跟美国没有太大区别。 但从踏出航站楼的那一刻起，一些细节便开始悄悄透露出不同于表象的真实底色。 最直观的，是我们租车时的押金和保险结构：一辆普通经济型轿车，基础保险以外的附加险费用几乎是车价的两倍，信用卡预授权押金可谓是非常高（注：当然，这一点就是一天之后的伏笔）。对比美国或西欧的租车体验，这种“高保障成本”明显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更像是对系统性风险和不信任的制度性回应。 换汇时的体验也令人警觉：在正规机场货币兑换点，用信用卡美元到比索的汇率扣除手续费后损失接近20%。这不仅远高于一般OECD国家的机场汇率损耗，也反映出在资本账户和现金流动领域，智利的制度设计依然保留着强烈的“发展中国家思维”——以高交易成本来维持稳定。
十九 | 开车驶入城市后，这种错位感继续延伸。
| 高速路两边偶尔可见未拆除的废弃厂房、被杂草吞噬的工业用地、随意堆放的工程机械，以及城市边缘不定时出现的垃圾带——这些碎片化的城市图景，与高速路本身的高质量形成了反差。 这是一种熟悉的景象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与制度逻辑的滞后并存，制度框架对效率的追求和对风险的高估共存。看似功能齐备的“国家平台”之下，是尚未实现制度信任转化的复杂现实。 从物理设施上看，这里接近发达国家，不管是高速路段的规划还是一些其他的商铺陈设安排；但从制度细节和治理手段看，很多机制还停留在防御性的、不完全开放的状态中。也正是这些细节，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住圣地亚哥乃至整个智利的发展阶段所在。 瓦尔帕莱索：风景、权力与不安的张力 旅程的第二天，我们驱车前往瓦尔帕莱索——这座港口城市不仅是智利太平洋贸易的咽喉要道，也是一代强人皮大帅的出生地。在智利的现代史上，它既是对外开放的象征，也是国家权力暴力转型的见证地之一。 城市本身极具风格：依山而建，房屋沿着山坡层层叠叠，像打翻的油彩盘。涂鸦、拼贴、街头诗句无处不在，夹杂着反资本、亲民众、艺术至上和宗教信条的表达。港口区货运繁忙，巨型集装箱吊臂昼夜不停，船只往来于亚洲、北美和拉美各港，展现出国家经济体系中不可替代的节点地位（客观来说，这样子的匆忙港口景色即便是在中国和美国也是很少见的，因为现在深水港普遍离市区是比较远的）。
| 那天的午后阳光很好，我们在港口边的一家小餐厅吃了顿海鲜大餐——肥美的圣子螺、新鲜的贝类、热腾腾的Mariscal，味道咸鲜丰富，带着冷洋流中才有的海味浓度。更不用说当地盛产的葡萄酒也为这顿纯海鲜增色不少。那一餐成为我们对瓦尔帕莱索最温暖的记忆之一。 但这座城市，也在不断提醒我们：美感与风险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。 饭后散步不到半小时，我们停在港口边缘街区的车窗被砸，所幸车上没有任何东西（注：其实我们下车拍了个照也就15分钟时间没在车上）。
| 事情不大，但令人警觉。这类事件在当地并不罕见，对于许多底层青年而言，港口带来的繁荣是他们看得见却碰不到的财富流动。旅游消费、外贸利润、全球货物流通，这些系统性“增长”，并未真实地渗透进城市大多数居民的生活中。 瓦尔帕莱索因此显得张力十足：它在地理上贴近世界、在文化上释放多元、在历史上靠近权力，而在现实中，却也充满社会不安与制度性缺位。它是一个典型的“边缘现代型”城市：高度嵌入全球网络，却未能实现内部社会的均衡整合。 富人区的日常：价格、种族与制度的静默边界 从瓦尔帕莱索回到圣地亚哥之后，我们的行程转入Santiago城市东北部的富裕地带，逐步进入一个更“精致”、更“国际化”、也更令人警觉的社会维度。 第一站是La Dehesa山下的一家烤羊餐厅。我们点了一份巴塔哥尼亚风味的烤羊排，肉质紧实，脂香浓郁，远胜我们在阿根廷或美国吃过的许多羊排。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菜品——侍应使用的英语几乎是母语水准，整个服务流程也非常职业。这家餐厅经常接待欧美的外国游客、企业高层和当地的比较富裕的家庭。 第二天的晚餐，我们换到Vitacura核心地段的一家海鲜餐厅。装修风格精致克制，菜单上全是产地认证的深海鱼种、生蚝和酒单，价格折合下来与美国东海岸中档餐厅相当，甚至略便宜。但放在智利的人均GDP体系下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——这顿饭的人均支出大约是智利家庭月收入的三分之一，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中，这种定价本身就具有某种“过滤效应”：它决定了谁可以进入，谁必须被排除在外。 又过了一天，我们再次来到Vitacura最核心的街区——Jardín del Este。这一带本身就像是一个欧洲白人中产的生活复刻区，整条街道看不到原住民混血（Mestizo）面孔，也几乎没有外送员、骑行者或儿童嬉戏声。 一家融合秘鲁菜与日料的高端餐厅藏在植被浓密的住宅区中，微风吹拂，智利的风干燥清爽，活脱脱就是加州的复刻。那一刻你会意识到：所谓全球化在智利的体现，不是广泛意义上的融合，而是特定的比较精英的人群在国际资本和文化语境中所构建起的“微型飞地”。 Vitacura和La Dehesa不只是富裕社区，它们是整个国家社会分层机制的空间显影。
| 这里的居民几乎清一色是欧洲后裔白人，无论是衣着、教育背景、外貌特征，还是他们使用的语言与社交圈层，都与智利整体社会结构形成明显对比。在这里，几乎装潢比较不错的餐厅都有英文的菜单，并且不是那种很临时的复刻，而是你可以很轻易地看出来他们是经常接待美国和西欧的游客，翻译名不仅精准，也符合美欧比较好的餐馆的传统。 根据2017年人口普查，智利全国约88%的居民拥有Mestizo（印欧混血）背景，而在Vitacura和La Dehesa，非白人比例可能连10%都不到。换句话说，这不仅是经济资源的集中区，也是人口谱系、文化归属与制度红利的重合带。 这里看不到骑自行车的外卖员，也很难找到公交站牌或国有医院，你能看到的只是修剪得体精致的灌木丛和公园。 Cerrillos：制度创伤与去工业化的双重边缘 我们在圣地亚哥的几天中专门去了位于Cerrillos区边缘的记忆与人权博物馆（Museo de la Memoria y los Derechos Humanos）。
| 那是一座现代感很强的建筑，但展出的内容却令人沉重：博物馆系统性呈现了皮大帅军政府时期的国家暴力、强迫失踪、酷刑、秘密警察系统与新闻审查，以及智利社会如何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试图面对与修复这段创伤。 展馆内一段录音让我印象很深，是在政变当天（1973年9月11日）广播中反复播放的一句军方通告：“这一刻，国家已经回归秩序。”这句“秩序”的代价，就是数以千计失踪的人、废墟中的工人组织、和一整代不再相信国家的青年。（这一段相信的叙述和感悟我就交给大鹏了） 离开博物馆不久，我们开车返回安全富裕的东北区，一路向旧机场方向走去，所见所闻恰好是展馆内容的空间映射：窄小的街道、涂鸦斑斑的围墙、废弃的厂房和超龄运营的公交车。
| 在国家航空博物馆旁的老工业区，破碎的围栏后是闲置的机械与堆满杂物的仓库，街头多是廉价二手车商、家族经营的小杂货铺，还有蹲在路边的年轻人打量着路过的行人。 Cerrillos曾是智利20世纪工业化的产物：集中着军工、机械、航空等重工业企业，劳工密集，是工会组织与产业工人的根据地。但自皮诺切特时代开始，智利走上了激进市场化的道路：国企被私有化，关税被砍至极低，制造业体系迅速瓦解。
| 在“效率”和“结构调整”的名义下，这些产业节点不再具备盈利能力，城市空间的功能也随之消失。 国家选择了另一条发展路径，而Cerrillos这样的老工业锚点就被留在了原地，缺乏更新周期，也没有新的资本接盘。产业没有了，学校和医院资源也开始缩水，治安管理力逐步流失，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低投资、低安全、低声量的边缘地带。 如果说Vitacura和La Dehesa是资源经济增长红利的最终承载者，那么Cerrillos则是增长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代价支付者。它没有被直接摧毁，但也没有机会被重新接入新的增长逻辑。 而当你从“记忆与人权博物馆”出来，看到街对面的公交站牌锈蚀、街角老人在废旧塑料瓶中翻找瓶盖，你会忽然意识到：过去的政治创伤和今天的经济结构性边缘，并不是两段断裂的历史，而是同一个制度逻辑的延续——只不过换了表达方式。 三 如果你读完上面的文字，那么你肯定可以理解，住在圣地亚哥东北部的富人，他们对于秩序的理解，和住在圣地亚哥西南部的穷人肯定不一样。阿连德国有化美国铜矿公司，我完全理解它的革命精神，但将心比心，如果一个中国的铜矿公司在赞比亚被国有化，中国企业家和政策制定部门的感受，可能和当年Anaconda以及华盛顿差不多。这片土地确实是保守的天主教和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曾经共存的地方，非常有魅力。 所以我希望以后大家，少一些辩经，多一些实干，实干到底是保守还是激进我觉得都无所谓，甚至如果大家有一天想变成极左和极右，我都不会去制止。因为历史虽然极左和极右带来灾难，但有些时候确实是没有办法，而且极左往往滋生极右，极右往往滋生极左，当你看到极左和极右的时候，你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与和平，那绝对是最危险的事情。
| 我并不是道学先生，不鼓励大家搞这种事情。 那么这种看起来非常道德真空的做法，最后为了完成什么目的呢？我觉得一代人要比一代人强，但这说的并不是激进比保守强，或者保守比激进强，这是两个形容词没法比较而且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定义，一代人比一代人强。 在政治上我的理解是，激进和保守的极端，要比上一代人更低，人类彼此的理解变得更深，最极端的激进主义者，也会比之前的前辈们更顾及保守主义者的诉求。最极端的保守主义者，也会比之前的前辈们更顾及激进主义者的诉求。人类的左右会永远存在且没有对错，这个钟摆永远在摆动，但幅度变小一点，就是我对之后这些政治研究，地缘研究的最大愿景了。
Current article:http://yoewjna.cuozubeishenjingli.cfd/news/20260826_48398.html
Published on:02:48:38